老齡化的重心正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。
根據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預測，到2050年，世界老年人口預計約達20億，較2020年將增加一倍以上。其中，約有16.3億老年人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，3.7億老年人生活在發達國家和地區。
10月19日，在“中國式養老發展新機遇與新模式”論壇上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院長汪泓表示，我國已邁入了老齡化社會，更為嚴峻的是，發達國家在人均GDP為5000-10000美元時進入老齡化社會，而我國在人均GDP1000美元時便邁入了人口老齡化。
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%，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%作為國家和地區進入老度齡化的標準。
汪泓指出，根據聯合國數據，從老齡人口比重由7%到14%花費的時間來看，法國、美國、德國分別耗費了115年、69年和42年，中國則與日本（24年）相似，用了27年便達到這一水平。人口快速老齡化導致中國式養老面臨五大挑戰。
首先，多層次、立體化和智慧化的養老服務體系亟待建立。目前，我國老年人多數選擇了居家養老，形成了居家養老、社區支持養老、機構養老三種模式。然而，由于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呈“橄欖型”結構，養老機構的供給呈“啞鈴型”，供需結構之間存在矛盾。需求最大的中端養老機構由于床位不足，尚不能滿足選擇社區和機構養老人群的養老需求。
其次，養老保險三支柱結構失衡，“一支獨大”問題突出。汪泓指出，2020年，作為第一支柱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占比為77.7%，“第二支柱”企業年金和職業年金占比29.2%，“第三支柱”商業保險占比僅為0.1%。養老保險融資過多地依賴基本養老保險和現收現付的融資方式，導致第一支柱責任過重，結構性問題突出。
第三，養老產業發展面臨體制性和觀念性的障礙。這具體表現為競爭行業與非競爭行業區分不明確，缺乏政府、市場介入，對其進行邊界劃分；民營機構在財政支持、土地使用、醫保定點方面先天不足，無法很好地與公辦機構共同發展；以及行業管理上仍處于條塊分割、多頭管理局面。此外，人們對福利化養老、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誤區、影響了養老服務社會化、產業化的進程，老年人重積累、輕消費的傳統觀念很難在短期內改變，也直接影響了老年市場的消費增長。
第四，養老金融體系需進一步提升。目前，我國二、三支柱發展滯后，養老金的充足性、可持續性令人擔憂。根據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計算，2020年底，我國第二、三支柱養老金資產為3476億元，占GDP的2.2%，而美國的這一數據為90%。此外，在養老金融市場，無論是機構參與還是產品供給，商業銀行經常處于缺席狀態，我國居民個人儲蓄向養老產品的轉化效率也因此較低。
第五，老年人力資源開發不足，人才隊伍“三高三低”。由于養老服務人員普遍呈現社會地位低、收入待遇低和學歷水平低的特征，加上老年教育資源供給與需求失調、老年人力資源利用率較低，以及缺乏系統政策和保障機制，導致了該行業人才流動性、勞動強度和平均年齡都處于較高水平。
針對上述挑戰，汪泓指出，中國應采取“事業+產業”、“政府+市場”、“保障+服務”的新模式發展養老產業。根據“十四五”規劃提出的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、完善養老服務體系和優化生育政策等三大舉措，這將具體表現為：
1. 構建多層次、立體化養老服務體系。這需要引進需求評估機制，以年齡、身體狀況、經濟收入狀況、家庭特點為維度，對老年人建立長效的需求評估機制，提供不同特點的養老服務。在供給層面上，則實現由政府主導，家庭和自助為基礎，市場與社會協同支持，籌劃多元化的服務體系。此外，還應建立統一的經濟狀況審核體系，嚴把行業準入標準，規范公辦養老機構供給標準，以完善嚴格規范的監督體系。
汪泓指出，目前，我國已把老年人健康管理體系納入國家戰略，并出臺了包括預防保健等一系列政策。老年醫學成為了一個重要的二級學科，全國約有2000個醫院開設了老年護理服務。
2. 構建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。根據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預測，十四五期間，我國養老金缺口將達到8-10萬億元。第一支柱帶來了極大的財政負擔，城鄉基本養老保險待遇低，企業年金的覆蓋率低，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末企業年金覆蓋率僅有5.94%，且難以提升。但這也意味著我國個人商業養老保險發展的空間廣闊。隨著遞延稅下的商業養老保險、專屬商業養老試點依次落地，“養老保險+養老社區+養老服務”產業鏈整合險企資源，商業保險的發展阻力將下降，產品競爭力也將不斷提升。
3. 優化人口結構，實施“全面三孩”政策。目前，“三孩”政策的推行面臨傳統養育觀念過于精英化、教育成本過高、女性就業歧視等難點。要想逐個擊破，汪泓指出，需轉變家庭教育觀念，樹立新型教育人才觀，保持教育政策的穩定性，實現一個家庭三孩之間教育政策獲取的平等性；需構建完善的托育體系，降低養育成本，深化住房體制改革，制定多子女家庭購房貸款優惠措施；積極倡導女性就業平等，注重對以女性就業為主或女性員工較多的企業進行監督，增強女性維權意識。